国采围标被公诉第一案，还是出现了。

10月9日晚间，圣诺生物公告，全资子公司成都圣诺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文永均，因涉嫌串通投标罪，被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这起案件最早可以追溯到2024年的一封群众举报。

当年4月，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收到线索，反映溴己新注射剂、奥曲肽注射剂、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注射剂、甘油果糖氯化钠注射剂4个品种存在投标价格异常，随后37家投标企业被集体约谈。此后，溴己新率先被查出串标，石四药等6家企业卷入；如今，奥曲肽又进一步走到了刑事公诉。

一起公诉案件，牵出了一条从群众举报、异常报价，到联采办约谈、公安立案，再到检察机关公诉的完整查处链条。

从行政处罚到刑事追责，国采反围标正在升级。

圣诺生物流年不利

这起案件的意外之处是，它来自一封群众举报。

2024年4月，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收到一份举报线索，4个注射剂品种在国采投标阶段价格反常。涉事品种横跨三个批次的集采，分别是第七批的溴己新注射剂、奥曲肽注射剂，第八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注射剂，以及第九批甘油果糖氯化钠注射剂。

这四个品种的降价幅度，其实处处透着违和。

盐酸溴己新注射液4家企业中标，中标价落在16.97-18.72元/支；醋酸奥曲肽注射液8家中标，报价集中于15.98–17.28元/瓶；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9家中标，价格15.63–16.6元/瓶；甘油果糖氯化钠注射液7家中标，价格区间13.92–18.97元/瓶。

而对照当年国采中选结果来看，除甘油果糖氯化钠注射液最高降幅接近50%，其余三个品种最高降幅均不足30%。同期第七至第九批国采整体平均降幅，普遍在48%-58%。

远低于行业常规水平的降价幅度，让这几个品种迅速进入监管视野。

联采办迅速将4个品种、全部37家投标企业集中约谈，其中28家为中标企业。高压之下，26家中选企业承诺重新降价。

圣诺生物所涉及的醋酸奥曲肽注射液以84.10元/盒、折合16.82元/支中选，其他企业中选价也集中在15.98-17.28元/支。被举报并约谈后，8家中选企业的价格全部调整至8.99元/支，几乎“腰斩”。其中，圣诺生物累计销售醋酸奥曲肽注射液751.07万支，销售金额达到1.17亿元，涉及违法所得1097.96万元。

然而，降价并不是终点。

仅仅两个月后，2024年6月28日，南京市公安局指定雨花台分局正式立案。《起诉意见书》揭开案件核心：圣诺制药涉嫌在醋酸奥曲肽注射液集采项目中实施围标，案卷中藏着极具指向性的关键细节“相关人事先达成约定，圣诺生物如约以第五顺位中标”。

时间线也层层推进，2024年12月，实控人文永均被取保候审；2026年1月，公安侦查终结，将圣诺生物移送审查起诉；直至今年10月，企业连同实控人，被正式提起公诉。

这起诉讼，让圣诺生物的经营危机又增加了一重。

就在被提起公诉前不到一个月，圣诺生物披露全资子公司圣诺制药被FDA列入66-40号进口警示名单，并承诺在解除警示前，全面停止所有多肽原料药对美国市场的销售与发运。2026年上半年，美国市场为圣诺贡献1.67亿元收入，占总营收32.83%。

圣诺生物营多肽原料药、制剂及CDMO。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5.07亿元，其中原料药收入3.45亿元，占比约68%，是其近两年最主要的增长引擎，美国又是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

一个月内，增长最快的海外原料药业务遭遇进口警示，国内制剂业务又卷入国采围标刑事公诉。截止10月12日下午收盘，圣诺生物报16.09元/股，跌幅达到10.76%，市值较上一个交易日蒸发近4亿元。

国采反围标，开始动真格了

在药品招投标中，围标、串标算是历史顽疾。

简单来说，围标就是原本应该相互竞争的几家投标企业，事先商量好谁中标、谁陪跑、分别报什么价格，再通过看似独立的报价制造“充分竞争”的假象。严格从法律层面来看，“围标”并不是一个独立罪名，而是串通投标的一种常见形式。

《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早已设立串通投标罪，《招标投标法》也明确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中标无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可一旦这套操作应用到国家药品集采，它的破坏力会成倍放大。

集采的底层逻辑是用确定的采购量换取企业之间充分竞争，再通过真实报价发现合理价格。2026年国务院办公厅就明确，集采要通过企业自愿参与、自主报价、公平竞争形成合理价格。而一旦几家企业提前商量好，以“发现真实价格”为目的的竞争机制就失效了。

企业表面上都来投标，报价区间、中选顺位、陪跑人选却早在上桌前就安排妥当。最终看似是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实际上可能只是几家企业共同维护的价格。对于市场来说，损害了市场公平，挤压其他合规竞标企业生存空间；放到国采的大盘子里，更是直接侵蚀集采份额、消耗医保基金，最终抬高亿万患者的用药成本。

也正因此，自国家集中带量采购常态化推行后，防围标监管在收紧中不断完善优化。

2019年集采刚刚落地时，国家医保局相关政策已经明确提出，对围标、串标等价格同盟或操控价格行为，可依法取消相关集中采购入围和挂网资格。此后，国家医保局又把价格异常本身纳入日常监管：对价格涨幅异常、地区价差过大等情形，可以函询、约谈，要求企业提交成本、财务、产品流向等资料，必要时开展价格成本调查。

2020年，医保部门的另一道杀手锏落地，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正式上线。

按照规则，企业参与集采前需要作出信用承诺；省级采购机构则可以通过平台监测、群众举报、企业报告，以及法院判决、行政处罚等渠道收集失信信息。欺诈、串通投标、扰乱集中采购秩序本身就被列入失信事项。企业一旦被认定失信，处罚可以从提醒告诫、公开风险一路升级至限制甚至中止涉案产品乃至全部产品挂网、投标和配送资格。

与此同时，监管防线，也不断向投标前端前移。

从近几批国采规则看，监管已经不再只看企业的报价单，而是提前核查企业之间的股权、实际控制人、批件转让、委托生产等关联关系。第十一批国采更直接提出“全链条规范投标行为”：存在股权关联、委托生产、批件转让等关联关系的企业视同为1家，并探索引入“首告从宽”机制，试图从内部瓦解围标企业间的利益同盟。

今年，这张网还在继续收紧。

202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再次提出，通过书面问询、成本调查、约谈提醒、公开问询等方式处置药品价格风险，明确“坚决打击围标串标等违法违规行为”，并提出加强全链条穿透式审计监督。

也就是说，从企业进入集采之前的关联关系核查，到投标中的报价异常监测，再到投标后的举报、约谈、成本调查、信用评价，涉嫌犯罪后再进入公安、检察机关，围绕国采围标已经逐渐形成一套从事前预防到事后刑事追责的完整监管链条。

此次圣诺生物所涉及的正是这条完整链条的代表案件。

过去，公开可见的是，企业面对围标的直接代价主要为丢掉中选资格、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被暂停参加集采；如今，圣诺生物和实控人同时被公诉意味着，围标的风险已经不再止于“丢市场”，而可能直接落到企业和决策者的刑事责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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